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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开奖结果治理隐性腐败:走出反腐败的历史周期

日期:2020-01-04 20:17

  隐性腐败指难以发现,难以察觉,难以辨别认定,足以让一般公众不容易认识到其为腐败的腐败现象,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陋规”,在当代则经常被称为“嵌入性腐败”“微腐败”“亚腐败”等。隐性腐败的根本特点是隐蔽性,如权钱交易、利益交换隐藏于亲友圈、同学圈、同乡圈、校友圈等人情关系网之中,楼堂馆所披上“创业大厦”“研发中心”的马甲,以培训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红白喜事不请客了却依旧收礼,大吃大喝转移到私人会所、“内部食堂”,利用网络、快递等途径送礼收礼,等等。因为其极强的隐蔽性,隐性腐败由此又具备了顽固性、反复性、变异性、传染性等特点,从而成为反腐败难以根除之痼疾,并且反过来使历史上的反腐败屡屡半途而废。

  历史上的反腐败为何总是半途而废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对腐败的危害有着清醒而一致的认识,并对反腐败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投入。从道德教化到法律治理,从重典惩贪到制度建设,从刑事立法到官员选拔、任用、考核、回避、俸禄、审计、监察等制度的完善,古代中国关于反腐败的举措、制度、案例,可谓不胜枚举,其中甚至不乏一些在今天看来亦可谓“现代”甚至“奇葩”的举措:

  北魏太武帝号召天下百姓到皇帝面前直接举报其非法官员,可以说比现代社会的举报制度还要“现代”;

  北魏文成帝下令对任满调离或退休的官员进行追责,颇有当下反腐终身追责之意;

  北魏明元帝专门派出使者到各地突击清查官员家产,如果官员有不能证明属合法所得的财物,则一律视为赃物,治罪官员,其执行力毫不逊色于现代刑法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皇帝刘鋹选拔官员实行“阉然后用”的原则,因为他认为官员阉了才能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

  明太祖朱元璋反贪除了前所未有地施行严刑酷法外,还前所未有地授权、鼓动底层民众捉拿害民官吏。他在《大诰》中宣称,乡里百姓对于违法害民之官吏,可以不经地方官府,也无须经过什么正式法律程序,直接闯入官府,将其绑缚押送京城,由中央机关甚至他本人审理,其激进程度不言而喻。

  但是,综观历史,总的来说,历代王朝反腐败的可持续性及效果都相当不稳定和有限:无论开国诸君主有多痛恨腐败、严惩腐败,他的后代子孙,总是以“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甚至“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者居多;无论朝廷立制何等严密严厉,官僚体系总是有办法、有时间让它们的效果不断打折扣,直到沦为具文;无论朝廷怎样苦口婆心对官吏进行廉政教育,官吏们却总是趋向于“不顾王朝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婪索等行为,以满足个人或个人所在利益集团的自私欲望,从而严重危害封建政治正常运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第434页)于是乎,“隋唐、两宋、元、明、清,虽然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塌。王朝初年狠抓反腐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腐斗争→‘新’王朝中叶后……成了走不出的轮回”。(王春瑜:《中国反贪史》,第13页)

  这一反腐败历史怪圈之形成,与传统社会腐败的变化趋势、规律,以及传统王朝反腐败斗争和腐败变化趋势之间的张力与互动,有着密切联系。隐性腐败的存在及腐败的隐性化趋势,则是传统王朝不断从吏治清明走到腐败猖獗的关键媒介和通道。一般来说,在王朝初期,开国君主一般都较为重视反腐败,反腐败斗争可谓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是,“这必然可以限制腐败的发生,但却永远无法根治这种现象:贪婪的动机始终存在,从公职中获益的机会也永远不可能消失,通常可以转移为变相腐败”。([美]迪特尔·哈勒:《腐败:人性与文化》,第46页)王朝初期的重典反腐或许相对减少了腐败的数量,限缩了腐败的规模,降低了腐败的层次,但腐败依然存在,只是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之下,腐败者不得不采取更为隐蔽的手段和形式。之后王朝盛极而衰,逐渐失去初期反腐败的决心和锐气,惩治官员腐败的防线不断失守,腐败逐渐演变为官场中人生存和晋升的选项之一,部分腐败行为甚至得到官场乃至社会的默认,获得了法律虽不认可社会舆论观念却潜在认同的某种“正当性”,其违法性日渐模糊,道德上的受谴责性日渐隐晦,数量、规模却日益扩大,不断吞噬着公权力合法行使的领域,冲击着应对腐败的法律防线和道德防线。隐性化及由此而来的普遍化是传统王朝腐败演变的基本趋势,隐性腐败及腐败的隐性化是准确把握传统中国反腐败历史怪圈形成发展轮回之关键,正是因为对隐性腐败和腐败隐性化的治理失效,传统中国的反腐败才总是半途而废,始终走不出历史的轮回。

  古代中国隐性腐败的类型

  基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以隐性腐败的发生领域或环节为基准,古代中国的隐性腐败主要有以下几类: